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51屆會議期間，由中國人權研究會主辦、南開大學法學院和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承辦的“基于人權的氣候變化治理方法”云上邊會22日舉行。來自中國、荷蘭、英國、澳大利亞、意大利以及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十余位專家學者在線參會并圍繞環境權、性別與氣候變化、氣候變化訴訟、工商業與人權中的氣候盡責等議題進行了深入交流與研討。
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環境法研究所教授奧托·斯比克斯認為，人類享有許多公認人權的必要先決條件是擁有清潔、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但是人類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或損害，極大地妨礙了我們對于人權的享受。他認為當下最緊迫的問題是，個人是否具有關于享有清潔、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環境的明確人權，以及國家是否有相應的注意義務向個人提供這種環境。
澳大利亞迪肯大學未來國防和國家安全中心主任、副教授皮查蒙·約普指出，雖然《聯合國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沒有明確提到氣候變化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或領域，但毫無疑問，促進商業尊重人權和環境對于預防和減輕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是不可或缺的。
“新時代下的環境權實現了對傳統環境權概念的繼承與超越，其內涵重在強調人民有權享有優美生態環境的生活狀態；其功能則增加了營造優美生態環境、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內容，是一項獨立的新一代人權。”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教授、所長秦天寶說，當前中國宜規定國家具有環境權保障的客觀義務，相關義務應在防治生態環境問題和營造優美生態環境兩個層面上展開。
英國國際和比較法研究所、亞瑟·沃茨環境與氣候變化法學研究員伊萬諾·阿洛尼亞認為，氣候變化訴訟作為“一種相當新的現象”在過去幾十年里激增，這是對氣候變化的嚴重性、其影響及其人為性質的回應，也是對各國未能跟上氣候變化的速度的回應。他從人權的角度，通過一些廣受關注的國內氣候相關案例，對其表現形式進行盤點。
“氣候變化并非性別中立的，性別會影響人們對氣候變化的脆弱性。”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唐穎俠表示，從人權的角度應對氣候變化，通過對國家自主貢獻和國家適應行動計劃進行文本分析，認為應在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中融入性別平等的方法。采取促進性別平等的適應方法將有助于使氣候政策和行動與其他承諾相協調。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趙宇紅討論了中國環境權的司法救濟，她通過考察包括禁令、補救和針對政府和/或污染者的賠償在內的各種司法補救形式論證了中國保護環境權益的路徑和方法，以達到保護與環境相關的公共利益和私人權利的目的。
意大利烏爾比諾大學博士候選人李卓倫認為，氣候盡責是企業人權盡責的新內容，也是國家保護人權義務的應有之義，具有持續性、廣泛性和情境性等主要特征。除了管理風險外，氣候盡責還具有“創造責任”的功能，有利于彌補人類世背景下持續存在的“氣候正義赤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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